
1949年10月,上海武康路一带,陈毅身边的警卫力量刚刚缩减,公安机关却收到了一份紧急情报:一个曾经担任过陈毅警卫员的人,正准备秘密潜入上海,目标正是陈毅本人。
这个人叫刘全德,1915年出生于江西吉水。年轻时参加红军,后来进入中国共产党,曾在红一方面军保卫系统担任传令兵,也做过陈毅的警卫员。那段经历,使他熟悉部队内部的办事方式,也了解首长的生活习惯。
1933年,刘全德被调入中央情报机关工作。两年后,他在武汉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。面对审讯和酷刑,刘全德最终屈服,转而为国民党方面效力。一个曾经站在革命队伍中的人,就这样走向了另一条路。
抗战时期,他长期在上海、杭州等地执行秘密任务。1939年,军统人员李开峰投向汪伪政权,刘全德奉命进行清除。1941年,他又参与破坏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的行动。由于多次完成危险任务,戴笠曾称他为“全能杀手”。
上海解放后,刘全德一度被捕。但当时敌我关系复杂,审查条件有限,他凭借伪造身份和熟练的掩饰手段躲过核查,仅被关押数日便获释。随后,他逃往舟山,再转赴台湾。
在台湾,毛人凤重新启用了刘全德,并许诺只要刺杀陈毅成功,便赏赐黄金、晋升军衔。刘全德接受任务后,化装成商人,准备借船只进入上海。他判断,自己熟悉上海的旧关系,只要找到从前认识的人,便有机会藏身。
然而,上海方面早已收到预警。情报显示,刘全德可能乘坐装载白糖的货船抵达吴淞口。10月30日,两艘货船驶入港区,公安人员彻底搜查,却没有发现目标。后来才知道,刘全德在船只靠岸前跳入水中,提前潜入市区。

接下来的十多天,上海公安不断收到零散线索。有人在武康路见过他,有人说他出现在旧日朋友家附近。上海人口众多,公安系统又刚刚接管旧有机构,情报渠道尚未完全理顺,寻找一个善于伪装的特务,难度可想而知。
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重新梳理刘全德的社会关系,把排查重点放在两处:一处是他干妈的住处,另一处是旧同事史晓峰在山西路的家。两处地点都安排了人员监视,却始终没有直接收获。
有意思的是,扬帆没有继续单纯扩大搜索范围,而是决定借助两名刚刚投诚的原军统人员。陆仲达、高激云都认识刘全德,也了解军统人员相互试探的习惯。扬帆对他们说:“协助政府查清此案,既是立功,也是补过。”
陆仲达先去了刘全德干妈家,果然在屋内见到了目标。刘全德假意说自己想找机会投案,试探陆仲达的态度。陆仲达没有立即揭穿,只顺着对方的话应付。两人一起出门后,他因无法及时联络监视人员,最终让刘全德脱身。
这次失误暴露出一个问题:特情人员和外线侦察各自行动,彼此并不掌握全部情况。扬帆没有简单追究责任,而是立即调整联络办法,并让高激云继续前往另一处布控地点。
高激云抵达史晓峰家时,刘全德正在楼上。为了掩饰身份,高激云拿出遣散证明,称自己正在寻找出路。刘全德见他落魄,戒心稍微减弱。史晓峰随即端出酒菜,三人坐在一起试探虚实。
酒过几巡,刘全德和史晓峰轮番劝酒,显然想把高激云灌醉。高激云始终保持清醒,却被两人要求留宿。为寻找脱身机会,他故意引起呕吐,趁屋内混乱下楼,随后找到附近巡逻的解放军,说明楼上藏有特务。
高激云担心贸然上楼会惊动刘全德,便先独自返回查看。房门仍然虚掩,刘全德已经睡着。就在高激云准备下楼时,史晓峰突然醒来,问道:“你怎么又回来了?”高激云答道:“不是你们不让我走吗?”史晓峰信以为真,摆手让他离开。
高激云走出楼门后,立即向巡逻人员示意。解放军迅速冲上二楼,刘全德还没有来得及反抗,便被当场制服。搜查中缴获手枪两支、子弹一百六十三发,并顺藤摸瓜抓获多名协助窝藏人员。
按照当时的法律,刘全德应当被判处死刑。但陈毅得知后,提出暂缓执行。他的考虑并非宽恕,而是要从刘全德口中查出更深的潜伏网络。经过审讯,刘全德交代,这次刺杀只是所谓“天字特号”行动的一环。
根据他的供述,公安机关进一步掌握了江知平、计兆祥、黄强武等人的活动情况。其中有人在上海组织武装,有人曾谋划在重要场合刺杀中央领导,还有人准备潜入广州,伺机接近叶剑英。刘全德提供的线索,使多个地区的侦查工作获得了突破口。
1950年7月25日,刘全德被押送北京。同年10月2日,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其死刑,立即执行。那个曾经熟悉陈毅身边情况、又把枪口对准旧日领导的人,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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